洋务运动教案_洋务运动教案高中

1.陈兰彬是否反对洋务运动的保守派？

2.19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

3.李鸿章与第一批留学幼童：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

4.清朝进行“洋务运动”期间，那些列强为何都偃旗息鼓？

5.《博弈市棋》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谁？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爱新觉罗·奕欣、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

1、爱新觉罗·奕欣

奕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到慈禧的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2、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3、曾国藩

1811年(生)—1872年(死)，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对镇压太平天国军提倡“捕人要多，要快”，因此曾国藩被太平天国军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

4、李鸿章

1823年(生)—1901年(死)，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麾下当幕僚。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他不得已妥协退让，被认为是投降卖国。

5、张之洞

1837年(生)—1909年(死)，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

扩展资料：

洋务运动

时间：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目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统治

性质：请内部的一场自救运动

内容：兴办近代军事、民用工业，创建海军、创办新式学校

结果:失败。标志: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

所谓“洋务”，指诸如外事交涉、订立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西方列强的科学、机器使用、开矿办厂等一系列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有关事物。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

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剿灭太平天国的革命中，清朝封建集团中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们，在与西方列强交涉过程中，不但认为清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用一些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些人就是当时清朝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百度百科-洋务运动

陈兰彬是否反对洋务运动的保守派？

1995年11月18日，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双峰县永丰镇召开。来自国内20多个省市的学者，向大会提交论文60余篇。学者们在论文里，在发言中，提出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和见解。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甚广，可谓是对曾国藩的一次全面评价。本文拟就下面几个问题进行综述介绍。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眼里被视为是相对立的，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它的特点是“重，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保守，轻改革，也就是所谓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得”。而中国的近代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文化。它不是从中国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

严复曾经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比较，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也有的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中西文化无疑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西方近代文化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萌发生长，就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近代文化是通过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对抗、斗争、调和、融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对立的一面，也还有相通之处。处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多有通融两种文化的品格。曾国藩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曾国藩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能否可以说：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就全盘拒绝呢？许多论者认为，不可以，他既不是对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拒绝的封建顽固派，也不是不顾中国国情对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所谓“全盘西化”派，而是主张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体西用”论者。

曾国藩对中西文化，都是持扬弃态度，对彼此的长短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主体地位，而辅以西方文化。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在高扬“卫道”旗帜的同时，把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掘出来，形成“义理经济”合一的新格局，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复了其中号召士林，维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长短有透彻的了解，他就能够吸取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引进西方近代文化。

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的，也是他。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呢？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呢？有的论者论述道：“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不同意说儒学完全是封闭的，保守的，正是儒学的某种进取性、开放性，导致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能够提出自己的对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坚船利炮之类，以与之对抗”。

这是曾国藩之所以开创近代文化的客观方面。其主观方面，是自身原因。论者说“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之学”。他着眼于整个统治阶级之最高利益和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兴旺发达，因而，他治学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会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并使得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有的论者同意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分析，但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立之外还有同一的方面，正是同一性才能使两种对立的文化调和融汇，产生出具有中国历史和国情特色的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曾国藩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是否因此使自己的文化思想有所改变呢？有的论者说：“过去认为，曾国藩作为理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全部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其实不然，综观曾国藩的言论著述，除了有自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一面之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之道有所舍弃，有所改变；尤其是在文化精神上，迈出了由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对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本人也是支持这种说法的。因为，西方近代文化等进入，中国社会存在变了，曾国藩的思想是有可能变化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其思想不可能没有变化。中西两种文化，不可能像两种柿子（土柿子和洋柿子）放在一个麻袋里互不干扰一样地放在人的头脑里。前面我们提到要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曾国藩的思想中。因此，曾国藩与倭仁的区别，不仅仅是曾国藩多一点主张引进西方科技的差别，而是一个应时变通的洋务派首领与一个封建顽固派头头的差别，主要是新旧两种思想流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个别问题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有的论者也论证说，“曾国藩确实开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转变”。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对联语来概括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宗宋弘汉，卫道崇文，继前儒事业；

救亡图强，兴工振教，启近代风流。

当然，对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不能评估太高，只能实事求是，他毕竟还只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他只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的首创者，自然还有许多缺陷。他的保守性还相当大，如有的论者指出，他在整顿两淮盐政时，“坚决反对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但是，对曾国藩也不能要求过高，例如说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

其实，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在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引进过这些东西。在他之后相当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人主张引进这些东西。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才有人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和民权、平等等政治思想武器，用来批判封建文化。有的论者说，“在历史和文化大转换的时期，开始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这种新形势、新情况和新事物的认识是迟缓的，且不说在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学（旧学）的势力远远大于‘西学’（新学），就是在先进思想家身上这种新旧文化的对抗也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

曾国藩之不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就文化来谈文化，而必须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谈文化的变化。“只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的文化结构和层次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曾国藩活动时期，中国还未出现封建经济基础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仅仅是因为曾国藩的引进西方长技而随之在中国重新萌发和产生。

经济基础尚未能提出要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如，曾国藩真提出要引进什么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那他就不是经世致用的务实者，而是空想家了。可是，当时中国连产生这种空想家的条件都不具备。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文化的变化，一种新文化的建设，有一个相当长的由器物层面开始，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意识层面才完成的逻辑进程。曾国藩只能做到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器物层面开创时期所能做到的事。这一点，他做到了。因此我们称他为近代文化的首创者。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当然是罪行，但此罪行并不影响曾国藩成为值得肯定的人物，因为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到近代的林则徐等，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在同一原则上，对每个历史人物应一视同仁。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外还做了些什么。他们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过与太平天国本身的功过正相反对，认为太平天国的功有三：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的这些功必须肯定，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是太平天国也有过，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上；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代表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它设计的平均主义的蓝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性的；第三，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如果说，两个，都是封建，那末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甚至还加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待遇。很难讲这个会比清好。曾国藩镇压了有此四过的太平天国，不应认为有罪，而应认为有功。总而言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过也有功。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

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

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对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的成就问题，这次会议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坚持原有的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多数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曾国藩生前死后，他领导的洋务运动收到了不容忽视和低估的成效。单以反侵略而论，活动对罅日本1874年侵台战争的扩大，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中法战争战场上的胜利，对一再挫败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对推迟甲午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

也有的论者说，“我们的结论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洋务运动是振兴中华的救国运动。洋务运动本身的目的虽没有达到，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革命，导致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革命人物，最终导致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

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

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

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19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

中陈兰彬,右曾兰生 此时,距离容闳在耶鲁大学说出那句“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已过去十八年。这十八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国内局势已然翻天覆地,而借由“天津教案”给予两位中兴大臣的打击,容闳教育强国.

李鸿章与第一批留学幼童：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

19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的大事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阜康钱庄挤兑倒闭、第二次重庆教案、北洋水师成立。

1、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同治维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

1861年1月11日，奕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1861年辛酉后，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失败。

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但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2、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又作清法战争（法文：Guerre franco-chinoise），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战争过程中，法海陆两军虽于多数战役占上风，但均无法取得底定全局的战略性大胜：法国远东舰队虽于海战赢得全胜，并一度攻占基隆，却因沪尾（今台北县淡水镇）一役受挫及疫病流行，无法达成拿下台湾岛的战略目的；

而清军虽于初期陆海皆遭惨败，导致由恭亲王奕?领班的军机处被全面撤换（甲申易枢），但后期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且有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法军统帅尼格里也身受重伤。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法国总理茹费里等内阁集体垮台。?

以此为契机，两国重启和谈，结果订定《中法新约》，清方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两国重开贸易。受此战的影响，清廷于台湾设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大力推展现代化防务及新政，并积极筹建北洋水师。

3、阜康钱庄挤兑倒闭

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为了遏制左宗棠的势力，寻找机会打击胡雪岩。胡经营出口丝业，投资两千万两屯积生丝，垄断居奇，“举江浙二省之育蚕村镇，而一律给予定金，令勿售外人，完全售与胡氏”，1882年洋商对胡的垄断生丝无可奈何“一斤一两亦不可得”。

次年胡又试图联合华商垄断，无人理睬，此时洋商已经彻底被激怒“共誓今年不贩生丝”加上世界经济危机使上海生丝停滞。胡的放了一年的生丝不得不折本出售，损失八百万两。

此时上海道台邵友濂又故意拖延胡雪岩的饷款二十日。胡雪岩缺乏现金，无奈之下从自己的钱庄，调现银八十万两周转。

消息传出，一时都传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挪用阜康存款，挤兑首先发生在杭州府，泰来钱庄倒闭。后来导致各地皆发生挤兑风潮。

1883年12月3日，京师阜康分号关闭。接着，镇江、宁波、杭州、福州、金陵、汉口、长沙等分号亦相继闭歇。1884年终于破产，负债累累，胡雪岩遣散姬妾仆人。

4、第二次重庆教案

1886年6月，美国基督教士在重庆城西鹅项颈购地建房，士绅赵昌勖等以其压断地脉、有伤风水为由，联名呈请县官制止，未得断结，众愤不平。

适逢重庆府武童生府试，应试武生带头聚众数千人，于7月1日，将鹅项颈美教士房屋拆毁，随即进城打毁亮风垭、丛树牌两处英国教堂及城内法国教堂，烧毁教士及教徒住宅。

7月2日，继续在城内拆毁教徒房屋，对象多为“殷实富家”。家住杨柳街的教徒罗元义，早已招有打手防备。打教群众前来拆房，反被杀毙11人，伤22人，引起全城民众极大愤怒。

两天之内，巴县及大足、铜梁等地焚毁教民房屋250余家，重庆城内及附廓美、英、法教堂、洋房、医馆全毁。川东各属州县民情汹汹，民教双方皆聚众械斗。

7 月初，江北厅教民持械聚众，焚毁铺屋400余家。川东各属民众纷纷自组民团，声言打教。7月25日，南川、綦江民团攻打重庆白果树神学院，双方各有较大伤亡。

清廷对重庆教案极为震惊，于1886年8月13日、23日连下两道上谕，命川督刘秉璋查办。刘秉璋委派候补知府唐翼祖、罗享奎前往查勘，会同川东道、重庆府、巴县各官同法国驻渝领事、主教商议赔偿合约。

1887年1月11日，各方议定赔款合同，计赔偿法国银22万两，美国2.3万两，英国1.857万两，总计26.157万两(含大足、铜梁赔款)，所有赔款，俱由川东道筹集。

1月15日，川东道奏报重庆教案人员定罪情况：罗元义、石汇处斩枭示；吴炳南、何包渔秋后处绞；余犯或杖责枷号，或饬通缉。12月21日，川东道、重庆府、巴县与重庆镇都 督府联衔告示，宣称重庆教案现已议结，鹅项颈等处地产已赎回。

5、北洋水师成立

北洋水师，或称作北洋舰队、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成立，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

北洋水师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清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给予海军建设。

舰队实力曾是，世界第九（用当年《美国海军年鉴》排名，前八名分别为：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西班牙、奥斯曼土耳其、意大利、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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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进行“洋务运动”期间，那些列强为何都偃旗息鼓？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洋务派在国内大力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又开始创办出国留学事业。办新式教育都阻力重重，派学生出洋的困难更不难想象，所以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一些重要奏折、函件，均由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联名，足见其对此事的重视，亦可见此事的阻力之大，非曾、李联名而难成。

曾、李或许早就有派学生出洋留学的念头，但将此事提上议程、付诸实施，则是接受了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译员容闳的建议。容闳是广东人，早年受美国传教士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对外国的深入了解，使他认为中国要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派学生出洋留学。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就不断为此努力，但四处碰壁，均以失败告终。但对此并不灰心，一直全力奋斗。1868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字雨生）向朝廷上了一个派遣留学生的条陈，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奉命前去处理，容闳担任曾的译员。容闳充分利用这次机会，通过参与办案的丁日昌向曾提出派人出洋留学的具体，并表示自己愿意带队前往。他的建议切实可行，终获曾国藩同意，即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旨准。1870年冬，朝廷正式旨准曾、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建议。

由于这类事属总理衙门管理，所以曾、李一直与总理衙门充分沟通，1871年6月26日他们又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论述了派人出洋留学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行性。他们认为留学可以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这也符合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对中国已办有新式学堂，故不必费资巨大派人留学的反对意见，他们反驳说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兴之基也，而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中国不可能尽购外国兵船机器，只能派人出去学习，同时还以百闻不如一见，欲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于庄岳之间等中国古训加强自己的论点。他们认为派人留学所费虽巨，但有二十年时间，所以每年负担并不算重，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他们特别提出，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早就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为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当然，这些学生在国外还要配备中国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同时，他们将具体制定的12条章程作为附件送上，征求意见。除经费问题外，这12条的主要内容大都是关于留学生的选派、管理和使用。规定每年选派30名十二三岁的幼童赴美，分4年共派120名；学生所学专业要由清 *** 决定，留学期限为15年，毕业后要回国听候 *** 派用，不得在外入籍他国，不得在外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其别重要的是规定在外留学仍要学习中国儒学传统经典，并定期由正、副监督传集学童宣讲《圣谕广训》等，若发现有品行不端或身体不适者将随时送回国内。

而后曾、李又几次上奏，再三强调派遣留学生的意义，并提出具体措施。在人们想方设法出国留学或让子女出国留学的今天，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派遣留学生之困难，所遇阻力之大。那时在国内上洋务学堂都被视为有辱祖宗门楣之事，要到番邦去拜洋鬼子为师，更是被认为背宗叛祖，所以愿意、敢于出国留学的人很少。为了完成留学任务，只得在穷人一向有出洋传统的东南沿海地方作为任务摊派。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地方官甚至挨家串户做劝说工作。本来官派就是出国所有费用全由 *** 负担，但愿意去者仍然不多，地方官不得不再许给这些穷苦人家更多好处。有些贫苦人家原本出于生计已经报名同意，但又听说西方的野蛮人会把他们儿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贴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于是立即反悔，取消报名。结果，只有30个名额的首批留学任务竟然没有完成。首倡留学并且具体负责此事的容闳焦虑不已，只得回到老家广东香山县说服动员，同时又在香港的新式学堂招收学生留学。首批留学生中的许多人都有家人、亲戚出洋闯荡的经历。后来大名鼎鼎的詹天佑，其父也是非常勉强地送他出国的。詹家虽不富裕，但非赤贫，所以詹天佑之父詹兴洪自然也要他走科举功名的正途，根本没想要他留学。詹家有位谭姓邻居长期在香港做事，对西方情况有所了解，他非常喜欢年幼聪颖的詹天佑，便力劝詹家送詹天佑留学。没想到詹兴洪一口拒绝，在谭的反复劝说下，并且谭还同意将女儿许配给詹天佑，詹兴洪才勉强同意詹天佑出国留学。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李鸿章首创留学事业的艰难。

1872年2月，曾、李奏准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经过一番运作，第一批幼童终于在1872年8月踏上了出洋留学之途，掀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博弈市棋》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谁？

当时西方列强也存在竞争关系，不仅在大清的国本上面，还有世界别的地区，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随时都有可能会开战，而且清朝的洋务运动确实也改变了清朝的落后，清朝也是在发展中，西方列强也看到了清朝军事力量的提高，毕竟都是远途征战，要是真是打起持久战，西方列强还真就不一定能成功，所以列强们都偃旗息鼓。

清朝被西方列强的火炮打开国门之后，也开始慢慢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与文化，当时清朝的洋务运动便是其中一个，西方列强当然不希望清朝强大，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对清朝进行过侵略，并且获得了大量的银子，可是也因此西方列强之间也不是非常关系融洽。

西方列强们的矛盾不仅是在清朝的土地上，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上都有，而且西方列强当时侵略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资金回到国内进行工业革命，因此他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干涉清朝的洋务运动。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西方列强也看到了清朝军事力量的提升，所以他们也是有些害怕的，虽然说当时清朝军事上远远落后西方列强，但是清朝国土面积太大，而且人口也太多，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可以吞并掉的，就算吞并掉了也无法统治，所以西方列强对清的战争就是为了劫掠而来，既然只是为了银子不打算打持久战，看到清朝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他们也是有些怕的。

洋务运动代表：洋务运动的前身是“光明新政”。1860年以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封建集团逐渐形成了一批买办型的近代官僚军阀。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不仅认为清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和妥协，“以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这些人就是当时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被称为历史。所谓“洋务”，是指一切与对外关系和交往有关的事情，如洋务谈判、签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按“洋法”训练军队、学习外国科学、使用机器、开矿设厂等。

艾辛吉罗，艾辛吉罗。咸丰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道光的第六个儿子，于1851年被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英法联军占领通州八里桥后，咸丰帝逃往热河。留在北京，“监督协调”。10月24日、25日，易？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文件，缔结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府成立。桂良和文祥被任命为行政部长。八月，咸丰帝死于热河。十一月，容易吗？与慈禧勾结，利用驻京办的《申报》，发动，罢免了以肃顺为核心的八位西藏大臣。此后，慈禧一直听政。作为政治之王，他掌管着军事部门和总理府。容易吗？他主张“用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李鸿章、左等。支持地方实力派。组织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洋务中心的领导者。1865年，由于慈禧的猜忌，她被罢黜之王。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他被解除了所有职务。1894年，他被重新任命为总理和部长，后来被命令监督军事事务。他死于1898年改革运动之初。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1838年是秀才，1839年是侍郎。他提倡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团练副部长，监督湖南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其士兵和将领都是湖南人，因此他被称为“湘军”或“项勇”。湘军以地域和封建关系的纽带巩固内部；以理学为思想武器；用战利品和官员来鼓舞士气；大多数将军都是从所谓的“苏茹”、“盛元”等地主和知识分子中挑选出来的。1854年2月，湘军水陆训练约17000人。

江南大营崩溃后，清提拔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掌管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主张“多捕多杀”，反对太平天国军。曾国藩被太平天国军称为“剃头”。他主张洋务，建立新的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太平天国被成功镇压。以曾国藩为首的湖南成为最强大的地方派系。1870年任直隶总督时，调查天津教案，认为是卖国，引起公愤。1872年初病逝于南京。

李鸿章是晚清大臣，洋务运动的地方代表。邵荃麟，安徽合肥人，道光秀才。1853年在家乡组织青年团训练，帮助镇压太平军，多次失败。他转向曾国藩做助手。1861年，随着湘军在安徽的建立，淮军成立。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迁至上海。4月25日，清任命李鸿章为江苏省代。在上海，李鸿章雇佣外国侵略者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新式武器，壮大了淮军的军事实力。1862年，淮军配合常镇压江浙太平军。1865年，清任命李鸿章为两江总督。次年十一月，被任命为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镇压捻军起义后，淮军日益强大，大量淮军盘踞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直隶、山东。李鸿章的影响力遍及长江黄河。1870年，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和外交大权，成为满清统治阶级的重要人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先后建立了兵工厂和北洋海军。同时，他还创办了一些民间工业，如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造布局等。对于外来侵略，他不得不在大环境下妥协，被认为是投降和卖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他去世，清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其中大部分是委托他亲自参与或签署的。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和《新洲条约》。上世纪90年代，他被认为两次收受俄罗斯共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并签署了《中俄秘密条约》和《中俄土地租赁条约》，背叛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阻碍了民族复兴的发展。然而现在，我们也需要从多方面客观评价人。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可以算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据悉，在签下《马关条约》后，他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再踏上日本的土地。即使他后来遇到了日本，他也拒绝要求日本官员在小许着陆和休息。但是，满清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左，晚清公使，洋务运动地方代表人物。高技，湖南湘阴人。1860年，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他率领阿香军队。他曾招募约5000人组成“楚军”，左翼由湘军组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推荐，升任浙江巡抚。他和法国一起组织了“昌”活动，并深入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福州船政局成立，任闽浙总督。第二年，他被调任陕西和甘肃两省的总督。“虽然他去了西方，但他的心仍在东方”。陕甘时期，由于西北地区羊毛丰富，兰州制造局和兰州织造局相继成立。1875年，他被任命为帝国特使，监督新疆的军事事务。第二年，率军入疆，打击的阿古达。1878年，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任军务大臣，调任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主战派，督福建军务。第二年，他因病退休。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后废除洋工，与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主张洋人必须是洋工匠的思想不同，体现了他在外交上自力更生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生于直隶南皮。1863年，他成为一名学者。湖北、四川学者，翰林学院讲师。1882年任山西省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主张与法国决战，清廷封他为两广总督。张将3200银奖捐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邀请原广西巡抚冯子才饰演该角色。他在南关打败了法军，冯子材，张之洞也因此一举成名。1898年，张之洞写《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对基本纲领的总结和概括，也是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指导思想的完整体现。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湖北织布厂、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重要西学人士。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加入了“强社”。当得知慈禧反对戊戌变法时，张之洞退出了“强社”。并下令《上海晨报》镇压湖南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极力主张镇压。清廷宣战后，张之洞、刘坤一、两江总督等人与英国签订了所谓的“东南互保”宪章。1908年，张之洞受命监管两广铁路和鄂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逝。谥号《文祥》手稿被收藏为《张弓文祥全集》。